上两周有两条消息占据着各大煤体的重要版面，一是佛山13家主要陶瓷企业签下盟约，集体于6月1日开始提价5-15%；一是佛山停止审批陶瓷项目，并将下决心关停一批污染严重的陶瓷企业。这两条接踵而至的消息，可以说是佛山陶瓷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它们与近期佛山陶瓷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一起交织，构成了目前佛山陶瓷生态的主色图景。 
    上述几大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内在逻辑上有着紧密联系。由于原材料等成本因素的不断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直接以提价而寻求自保；而政府为舒缓与回应社会对和谐人居环境的要求，也不得不对陶瓷项目一刀切式的SAY“NO”；当然，企业在遭遇到成本与环保政策双重压力之下，也自然会“触底反弹”，以“水往低处流”的规律性迁徙向新的低成本资源地集结。换言之，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高压之下，涨价与迁徙就成为目前陶瓷企业解决成本压力的直接手段。 
    停止审批陶瓷项目，显然是政府作为守护人角色开始让“有形之手”发挥力量。在政府不断拿出“尚方宝剑”让陶瓷企业回归“社会公民”，担负其本应担负的社会成本时，陶瓷企业突然增大的成本压力顿时“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将多年来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历史“欠帐”问题迅速暴露出来。 
    陶瓷老板被称为“资源贱卖者”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由于长期在环保投入上的严重不足和廉价使用各种矿产资源，以及部分地区一贯的“放水养鱼”政策的纵容，致陶瓷企业放心地让陶瓷产品———这一牟利工具一直在“廉价”上运行。反过来说，陶瓷企业多年来能够赚取高额利润，应是全赖于吃了政策这碗饭。也正因为这样，什么样的环境就养了什么样的孩子，结果当政府全面收紧环保等条款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承担“公民角色”这一社会成本的陶瓷企业，“走为上策”就迅速成为其逃避责任的自然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佛山陶瓷企业以集体涨价的方式开始“起哄”，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巧妙化解了政策上的压力。这种巧妙在于，可以让政府误以为陶瓷企业的提价行为更多是对政府环保政策收紧的主动回应。但由于佛山陶瓷企业的集体提价或集体出走，并非正常意义上的市场良性驱动所为，所以即便是涨价或迁徙成功，这种“政策投机性”胜利，无论如何都难以改变其“贱卖者”形象。因为，真正舒缓成本压力的方法在于自身品牌精细化经营与思维上回归“社会公民”，而非以要挟式地在价格与迁徙路线上动刀动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