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自计划经济时代起，茅理翔就开始在企业工作，做了10年会计、10推销员。之后，茅理翔开始承包慈溪无线电九厂，做了16年乡镇企业的厂长，后来给自己的企业起名叫“飞翔”。企业从小到大，遍历艰辛，茅理翔称那时的自己为“五子”之族：跳上火车像公子，跳下火车像兔子，到了对方单位像孙子，回来路上像驼子，报起账来像呆子。那时的火车跟闷罐子差不多，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一上火车就得脱掉外套，只留一件衬衫，这样还热得不行，还得使劲摇扇子，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子哥儿。等到了目的地，就真的要动如脱兔了，要立即跳下火车去找旅馆。
     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供应奇缺，其中也包括旅馆业，常常是去国营旅馆一问，回答总是没有床位，再到次一级旅馆问，还是没有。好在那时的理发馆白天用来给人理发，晚上就用来当作旅馆用，这样才使经常出差的茅理翔没有经常露宿街头。到了对方单位，就要低声下气地求人家。
     有一次对方单位一位领导不知怎么气不顺，一看茅理翔递上的介绍信是浙江的，一下子就把介绍信扔到地上，说：你们浙江人都是骗子，你给我滚出去！还有一次，茅理翔去对方单位带了两包烟，一路发下来正好少了一根，而在场的正好有一位女同志，他想女同志肯定不抽烟，正好。不想那个女同志正是科长，后来为那份合同又费了好多周折。回来的路上像驼子，是说在那个物资稀缺的经济年代，北方的商品很难流通到南方，而南方的商品又很难流通到北方。这样他们回家时不仅要带样品，还想给家里带一些花生等北方的特产，到最后就总是背着一个大袋子，犹如驼子一般。等回到单位一报账，立马傻了眼。
    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几位朋友的帮助下，80年代末，茅理翔开始研究电子打火器，不久，一种新型的电子打火枪问世。
    我们的第一支电子点火枪诞生于1986年，真正打开外销局面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社会上还瞧不起乡镇企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杂牌或者是稀稀拉拉的作坊，想搞一张广交会进馆证都十分困难。我急中生智，演出了一场混进广交会的喜剧。
     我开着轿车轻松地进了第一道大门，然后西装革履，提着高级皮箱，与外商“哈罗哈罗”几声，装得像老朋友似的，挤在他们中间混入第二道大门，进了展区。这里有几千个摊位，几十万种产品，布局是那么整齐，走廊是那么畅通，外贸人员像机器人一样坐在摊位前，等候客人询价。
     我观察了一下情况后，悟出了一点道理，觉得这样挤在人家当中等待太被动了，小小点火枪放在橱窗上，很不受人注意。我等了一天，还是无人问津。我急了，这时想起了茅台酒的故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茅台酒也是无人问津，捱到最后一天，销售员干脆将茅台酒有意在大堂里一摔，酒香扑鼻，外商均感到如此好的酒为什么没被评上？！结果重新评审，茅台酒被评为国际金奖。如此几十年下去，年年被评上国际金奖。
     受这个典故的启发，我立即从橱窗里拿下一支喷火枪，一支脉冲枪，双手舞动，“嗒嗒嗒，啪啪啪”，口里高呼“哈罗!哈罗!”外商很幽默，你“哈罗”，他也 “哈罗”，纷纷靠拢来了，围了一大帮人，还争着看我的商品。结果惹恼了旁边的一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钟表生意本来就不太好，这么一搞，他摊位的人更少了，而他又是轻工展销团的团长。他叫我立即停止吆喝，我说，这就是做生意。 他说，吵吵闹闹的，这算什么做生意，还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个体户(当时个体户与资本主义是同义词，被人瞧不起的)，说这样做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再加上我还没有进馆证，他把保卫科的人叫过来，把我的点火枪箱子没收，并把我叫到保卫科，罚了300元钱。 
     我并没有气馁，又到商场里买了一只箱子，到旅馆里拿了点火枪，干脆到广交会外面的大门口，堂而皇之地摆起地摊来了。我“哈罗，哈罗”地招徕外商，终于订下了第一张合同，对方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一招还真灵，没人来干涉，我当天就订了一万两千美金的货。第二天，宁波家电公司在自己的摊位给我腾出了一张桌子，又请了一名外销员给做翻译，我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做起生意来了。我还是边演示边吆喝，摊位上的客户越聚越多，等待定货的外商排起了长队。这一届广交会，我们有8万美金的生意成交。我真的高兴极了！毕竟，我们从内向型企业向外向型前进了一步。
     这样，我成了每届广交会各外贸公司争抢的人了。凡是做点火枪的老外，后来都认识了我，我的摊位常常排队订货。我的点火枪冲出了国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外销量年年增加，我的公司成为浙江省出口百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先进单位。真的，点火枪就是这样打出的全球销售第一，“点火枪大王”的称号也由此产生。
     后来，那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主动跟我来交朋友，希望我把单子给他一点，他的钟表生意不好，也可以弥补一点。他主动到我公司来拜访，一看厂房这么漂亮，厂区这么大，就对我说，很对不起，我向你检讨，假如国营企业的老总都像你，中国就有希望了。他说，很多国营大厂的厂长，上午广交会一转，一大群人陪着，气势很大，下午、晚上就到高级娱乐场，或者游山玩水去了。
     现在总结起来，1995年前的整整十年，是我第一次创业的时期，那是“能人治厂”的时代。董事长是我，总经理是我，销售科长是我，销售员也是我，单打独斗，凭匹夫之勇，天南地北地闯，什么苦都能吃，里里外外一把手，这就是推销时代。如今，市场经济开始成熟了，企业也发展了，这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方太的销售如果还停留在这种形式上，就不可能有今天。如今的市场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团队工程，靠的是组织的智慧与队伍的建设。
    老茅与小茅
    人们习惯上把茅理翔称为老茅，把他的儿子茅忠群称为小茅。
     点火枪做大之后，随着几十家点火枪厂家蜂拥而起，激烈的竞争使该产品的价格迅速从原来的1.2美元一支跌到后来的0.35美元一支。不改变就只有等死，茅理翔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二次创业，茅理翔选的几个项目都不成功，他被产业无法转型深深困扰。这时候，茅忠群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准备越洋去美国读博士。
    让茅忠群留下来很是费了老茅一番口舌。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小茅对经营企业有兴趣，则一切都免谈了。“留下做企业的压力确实比较大，”茅忠群说，“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我再去读个博士，又要三四年，那时候再去创业的话，大好时光都错过了。我觉得还是留下，再说已经有我父亲的一些基础，我觉得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父子俩仔细聊过之后，老茅才知道原来儿子对企业管理早有深刻认识，而且出口成章。“要我留下来可以，”小茅说，“我提三个要求。一是把新企业从原来的小镇搬到开发区，二是除非我看中的人，原来集团的人一个都不要，三是关于新项目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 ” 
     多年以后，茅忠群评价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很开明，满口答应了我的三个要求。我们的中高层里没有一个亲戚，本地的都非常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此，茅理翔的说法是：作为一个董事长、作为一个父亲，你必须要开明、开放，必须要下决心。“所以我提出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这样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培养出来。”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父子俩把二次创业的项目定为抽油烟机。当方太厨具家喻户晓后，茅理翔谈到当时决策的痛苦：“一个高层领导者，在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时，往往是在下‘赌注’。当他面临此时的决断时，无法去依赖其他任何人。当然，他可能身边有很多顾问，给他提出各种建议。但是领导者的工作职能决定了最后担负全部责任的只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在做最后决断之前，往往会花很长时间思考。方太‘二次创业’，必须投资3000万元上吸油烟机项目。为了这一决策，我足足调查了6个月，思考了3 个月，痛苦了3个月。有时关起门来，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呆呆地坐上几天，有时会躲到宾馆里住一个星期，闭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孤独感油然而生，而我必须忍受这种孤独。”
    1995年，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成立，茅理翔任董事长，其妻张招娣任监事会主席，儿子茅忠群任总经理。在对抽油烟机的命名上，茅理翔再一次听从了儿子的意见：取名方太。尽管老茅对这一名字颇为不解和怀疑。
     方太的名字叫遍了中国。谈到儿子的贡献，茅理翔感慨万端：“我儿子茅忠群为了投身方太事业，主动放弃了出国留学、留校任教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而且最能互相理解，共担风险。归结到一点，我们有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家族制成为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初期首选的企业模式，而且往往是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