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06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日程公布，物权法草案将不列入审议事项。有人认为，之所以不能在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将物权法付诸表决，是由于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发表了公开信，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 
　　未必高估了学者的影响。立法机关之所以没有在2006年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中安排审议物权法草案的内容，是因为这部草案中存在太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指出物权法草案可能会造成“乞丐的要饭棍和少数人的汽车、机器平等保护”，“普通居民的住房、危旧房和那些高级别墅一样保护”，只不过是陈述事实，不能无限上纲。
　　在生产关系剧烈变革时期，公民的财产权利确实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财产权利分配的过程中，如果物权法只满足于确认现有的生产关系，那么，有可能会出现贫富不均的效果。打个比方，不同的人正在进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声中止，游戏暂停，法律保护现有的所有权，那么，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占尽便宜，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损失惨重。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必须考虑到法律的实际效果，考虑到现有财产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果不加区别地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最终可能会将贫富不均的现实法律化。
　　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利的基本法，不可能全面承担财产公平分配的责任。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物权制度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没有看到法律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没有看到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那么，很可能会将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照抄、照搬过来，加重我国社会不平衡现象。
　　或许立法机关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以采取谨慎的策略，暂缓将这部法律草案交付表决，这是明智之举。从客观效果来看，如果没有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只是笼统地提出私有财产保护的概念或者具体的规范，那么，有可能激化矛盾，产生负面效果。
　　法律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存生产关系确认，法律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国法律之所以频繁修改，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正处在改革中，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立法者没有看到普通民众对物权法的客观需求。
　　暂缓表决物权法，不是不需要物权法，而是需要体现多数人意愿、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法律。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更需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如果搞所谓专家立法，忽视了民情民意，那么，物权法就会失去内在价值。从表面上来看，关于物权法的争论局限于技术层面，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场关于物权法的争论，其实涉及到我国立法观念的变革。
　　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国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财产的原始来源问题，还要关注财产的分配问题；不仅要关注财产的消费问题，还要关注财产的交换问题。我国物权法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将宪法中保护人权和保护财产权的规定，通过具体的条文加以落实，防止出现新的不公。
　　关于物权法的讨论，我们既要关注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法律体系的整体和谐，同时也要关注法律规范的社会效果；既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也要关注价值层面的问题；既要研究物权法与宪法和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也要研究物权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变革问题，找到物权法的立足点，科学的平衡社会关系，努力为营造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